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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口述历史】廖德惠:川农人用坚韧走过风雨

2014-11-20 14:27:44 作者:杨雯 黄如颜 刘原宏 来源:宣传统战部 点击数:

  

  
  编者按: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,定格着一代代川农人成长的轨迹;一幅幅珍贵的合影照,记录着师生奋斗路上的韶华。本网特别推出“口述历史”系列报道,撇下时尚,拨开蒺藜,与老前辈们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,期冀从个体的视角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,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弥补于万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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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物小档案:廖德惠教授,男,1929年生,四川仁寿人。1950-1954就读于川大农学院,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,长期从事家畜传染病学教学科研工作。1991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,参加完成的《四川棚鸭业的调查研究》1981年获农业部一等奖。
 

  1949年我考入川大农学院畜牧兽医系,成为第二届学生。当时全系“家产”只有两间屋和两箩筐设备。成都处在解放前夕,人心惶惶,反动政府与地下党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,很混乱,每天都在抓人。我们在新生院两个多月后基本就解散回家,后因土匪暴乱无法回校,直到第二年夏天才回校继续上学。1952年之后,全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四川才进入正常教学阶段。当时的教学模式是一、二年级新生学习基础课并参与社会活动,高年级学习专业课。所以,我1949年进川大但直到1954年才毕业留校任助教。

  困难重重的迁院

  川大农学院一部分划入西农,剩下人员按国家政策要办成独立的农学院,由于资金缺乏,只能用当时雅安西康省政府撤销后的房子。

  搬迁对农学院是一场“大革命”,思想斗争很激烈,近90%的老师反对。大多数人认为农学院要代表整个四川省农业的生产研究,但雅安的土壤、气候不具备代表性。

  1957年搬院后全国“反右”,因为我们反对迁校的师生声音很大,成了全国有名的“小匈牙利事件”,所以政府动员群众进校来“平息右派叛乱”。由于迁院问题,学校很多人被划为反革命和右派分子。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;28-30人的小班,每班至少有五名“右派”,数量远超中央定的5%右派指标。戴上“帽子”就不能参与教学,这对学校教学影响很大。当时,杨志农、夏定友两位全国知名的教授被划为反革命分子。夏定友教授就是我的老师,当时我们同教一门课——传染病研究,这门课一共三个教师——夏老师、我,还有前川大学生会主席余广海。我们三人,一人“反革命”被关进监狱;一人成了“右派”到农场劳动;剩下的就我一个。我是地主家庭出身,只好“夹着尾巴做人”。

  教学之余,老师们经常讨论迁院问题,大家表示反对。雅安农业不能代表整个四川水平,很多老师搞科研只能去外面。当时交通不便,到成都必须坐八小时的车。

  但即便很多人反对迁院,学校教学从未松懈。比如我们这门课,1957年后就只剩我一个老师,而这门课又是主课,需要带2-3个班,一届开设220个课时,按规定其中实习课时不少于2/5。那时我们条件很差,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实验员和工人,我自己下乡买实验动物,一切都自己动手准备。教学经费很少,为了节约,有时实验动物也要反复使用。

  老师们都很敬业,没有寒暑假,没有星期天。每年寒暑假我都带学生去乡下实习。那时学生少,师生完全同吃同住同劳动,晚上也打地铺睡一起,所以师生感情非常好,打成一片,许多人毕业多年至今仍保持联系。我的学生经过这样的锻炼,出了学校很受欢迎,因为的确能解决生产问题,很多都成了顶梁柱。

  经历文革冲击的师生

  文革中没有哪一个领导、副教授以上的老师不受冲击,像颜济、夏定友教授还被关进了监狱,邱祥聘老师被戴上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高帽游街、批斗。学校师生都被上面派来的工宣队组织起来学习,或被安排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。

 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定友老师,我永远都怀念他。他那样全国知名的教授被关进监狱,服刑5年期满后监狱也不主动放人,是我们课的几个老师想办法把他给接出来的。回来后不能参与教学科研,只好让他在兽医院饲养实验动物。

  后来邓小平上台,学校落实了政策,特别照顾他。尽管给他拨了5000元搞科研,他还是会将自己的工资投进去。当时有人被放出来后不断抱怨发牢骚,放松自己,可夏老师戴着“反革命”帽子,却仍忘我工作,一直勤勤恳恳搞科研、总结、写书,有时还指导我们。那时他每月工资200元,在当时并不低,但他却一直十分节俭,有时一只稍大的红薯能吃一天。本就很消瘦的人,那时变得更瘦。直到80年代70多岁时他才被平反。回校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,他一直自己动手搞科研,包括自己洗实验用的瓶瓶罐罐,直到80多岁去世。他这种对待工作、对待学术和科研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。

  我们的老师的确很好,文革后秩序一恢复,就一心投入工作。我们课程的余广海出来后当过副县长,后来又调去畜牧兽医学院当副院长,一直兢兢业业;陈之长先生文革后都90岁了还继续科教事业,继续关心系里的发展,直至去世;还有邱祥聘先生也一样坚持工作,还入了党。

  学校现在发展很快,是因为抓住了好机遇,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。最大变化是进入了“211工程”后,学校对外联系明显增多,影响扩大了,教学科研也有突破。

  我当初因为出身不好,再努力也没用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,我的命运也改变了。所以我这一生最大的体会就是,人只要老老实实工作,懂得坚持,不因为中间的挫折轻易改变和放弃,最后你一定会有收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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